大家熟知的一个汉语成语叫“红颜祸水”，比喻漂亮女人是祸害的根源。曾几何时，这一庸俗化的历史定论，加上先入为主的成见，似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普世性”原因。
美女是祸水的论调，早在夏、商、周三代都有经验总结，后人把这些经验定义为历史结论。在此观念下，让多少美女蒙受不白之冤，如位居我国“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本是一个山野浣纱女，但有沉鱼落雁之美貌，“东施效颦”的故事就讲了她的美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正如北宋诗人苏轼所描写的：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朦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由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政治需要，西施玩起了“美人计”，美女担起了复国的重任，最终不辱使命。待到勾践反戈一击，灭了吴国，夫差自杀。据此，可以说西施为越国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实，这只能是“小说家言”，虽然这种说法最容易迎合大众心理，但这实在是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故事化了。其只能被视为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与严肃的历史研究并不相涉。毫无疑问，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生态主导下的历史叙事逻辑和大众接受社会心理机制。难怪乎，让一些有见识的女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了。五代时期女诗人花蕊夫人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述国亡诗》，就是对此无稽之谈的反驳：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该诗暗喻了作者虽为女儿身但爱国的心自比真男儿，与国家命运同生死的气节，反面讽刺了当权者的懦弱和无能，更是针对“女祸亡国”论的自我申辩。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再如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长恨歌》立体地再现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贵妃的貌美可谓国色天香。而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似乎是杨贵妃的美貌酿成了安史之乱。
封建王朝的大部分时段里，女性连政治的配角都算不上，能够有幸载入史册的少之又少，即使载入也是寄居式的。一种是一生都在依靠男性权力的女性；另一种是前期依靠男性权力，后期主动获取权力的女性。唐朝是中国女性最为光彩夺目的一个时代，这两种类型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和舞台。如武则天、杨玉环，她们用女性的特质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道道阴郁妩媚的色彩。
一般来讲，权力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主动的，炽烈的权力之火烧烤着她们，她们不甘做权力的配角。而纯粹美丽的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被动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权力玩偶。她们没有权欲，更没有资本去伤害国家民族，她们引发的政治悲剧并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所以，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又要摆脱庸俗的历史叙事逻辑，书写历史要出于对民族的责任感，通过读史，在对民族文化有更准确理解、更高度认同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而不能将历史当作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